先声明：虽然后面的人名字还用汉名和字辈，但这是文化认同上的汉人。西欧只有穿越者和复制体是汉人外表，其他都是欧洲本地长相（玉玺送的前两个起家时期的女随从也可能算），因此后面大部分法兰西脸德意志脸或者我融合法德的海外脸（理论上有一定汉人基因）。可以说君臣就是长相已经欧洲化的汉人和汉化的欧洲人和少量没汉化的欧洲人。
献威帝方衡（Francois Ⅱ），布列塔尼长相（来源于他外祖父的母亲是个出身低贱的布列塔尼女子，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点血统能导致后面几百年大量皇帝和贵族都因为献威帝的基因是布列塔尼脸。），穿越者基因占比699/2048。1226-1239年独自统治，1239-1256与献安帝共治，1256-1258与献安帝与世祖共治，1258-1273与世祖共治，蒂纳古未特王氏的先祖。
献安帝运阶（Francois Ⅲ），罗斯长相（来源于外祖父的祖父的母亲是个现白俄罗斯东部的女贵族。按照版图缩小的合理化版图大概是平斯克这种白俄西部的女贵族，所以就是罗斯人。），穿越者基因占比5221/16384。1239-1256与献威帝共治，1256-1258与献威帝与世祖共治。
这两位一起说吧。
原则上来说，大梁中央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夏君夷民的配置，政权的根基是太祖（其实中间可以塞个立叶）太宗的征服者威望和天朝科技文化制度，宗法制+乱伦下牢固的家族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实现自己万世基业，繁衍族群和教化海外的三个目标。在外的宗室诸侯等等可以变，但作为根基的太祖子孙是不能变的。但随着大梁逐渐本地化还有地方宗室与贵族结合，大梁这套体系崩盘，其关键核心实际上就是宗室的问题：因为这些社会制度的改变，大梁不能维持皇帝+纯血皇后+宗室统治全国的体系，必须放权。而宗室对中央的脱离甚至反戈一击实际上动摇了中央政权本身，因为欧洲中世纪本身之所以是贵族主导+教士辅助就是因为贵族不希望有官僚干预自身，并且地理原因不方便集权。即使大梁也是一直走郡国并行，一直默许一定的藩镇存在，地方自主的募兵权就没有断过。在宗室自己诸侯化不用支持中央也不用依靠中央之后，实际上就回到了大片地区藩镇化的阶段。中宗的想法是，地方藩镇化实际上可以真正的册封和确立他们为藩候，而中央权力的缺失可以让以前仅仅是辅佐作用的洋人本身作为补充，从一个像是周朝那样纯粹依靠宗室治理（周天子分封天下存在很多之前就有或者需要酬劳的诸侯所以还不明显，你如果看周朝的诸侯你会发现还真就大部分诸侯都是只用自己旁系那种，所谓亲亲尊尊就是这样）的政权走向东汉魏晋这种皇权与门阀贵族共治的政权。在中宗后期，门阀的就已经形成，只是还没到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
而中宗死后，旧体系彻底崩溃，因此献威帝不得不立刻把中宗预想的门阀体制赶紧用上。不出所料的是中央旧有的平民出身的文官与无地宗室大为不满，大梁的中央皇权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而地方上由于大梁大梁本身就是讲贵族自治+宗室治理+中央集权和给予平民官僚从军道路+给西欧带来中原科技文化制度的政权，大梁这样的中央制度改革加上中宗就搞了的地方行政改革对不同阶层来说意义就缺失了，那么大梁存在的意义就仅仅就是为了保证上层的大富大贵和科技文化普及，容易变得缺乏进取和导致地方进一步割据自守，因此如果这样搞改革成功也基本上是个故步自封等着衰败的政权。需要贵族门阀化，宗室贵族化和门阀中央化这三者整合上层完成，等贵族宗室门阀官僚完全的一体化才能进入中宗构想的东汉魏晋阶段。而献威献安两位皇帝需要做的就是推动整个大梁的一体化和加速这个进程，同时在改革的阵痛期避免让或谋求割据或谋求夺权的野心家成功与皇权对抗，试图重新创造一个不仅仅神权赋权或者征服者权威带来的家族威望的统治正当性和合法性（前者代表教会可以干涉皇权，后者则是制度衰退或者无效直接变成奥斯曼那种管而不治），尤其是东面面对蒙古人的情况下。
实际情况来说，两人大部分都算完成得不错，中央政府没有崩溃，蒙古在1240年的入侵没能得逞，并且逐步恢复对地方的控制力，这段时间内成功割据的只有一个割据阿拉伯和一个割据加利西亚的。甚至旧有割据的挪威也被消灭，而保加尔在大梁和蒙古夹击之下被瓜分。并且伊比利亚控制过半，中非和尼罗河上游控制也完成了，已经到了阿克苏姆家门口。（缩地一下就是吃完阿非利加地区和完全整合埃及。）甚至中宗后期改革之后，恢复了皇室对教会的垄断和控制这点，他们也没丢失对教会的控制力。1251年第二次爆发斯拉夫多神教改信运动也没有再次导致政治动荡。
而没能创造新的合法性这点虽然令人遗憾，但问题不大，真正问题大的是在中央决策最高层。
本来献威帝作为献安帝的养父兼岳父，献安帝成年后尊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