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序——曹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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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娼妓改造是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大事,今年美国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娼妓问题的社会学教授来访问我,她调查比较了世界上几十个城市,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考查了解了五十年代上海改造娼妓的全部过程,最后她对我说:像上海这样解决娼妓问题,全世界没有先例。这位女教授认为,上海娼妓改造的最大成功之处有两点:一是改造彻底,上海曾是世界各大都市中娼妓人数最多的一个城市,解放后只经过七年时间,从公娼、暗娼到各种变相卖淫全面彻底地消灭了。二是工作扎实,世界上也有一些城市踢出喝实施过取缔娼妓的法令,但取缔后妓女出路何在,如何使她们成家立业,变成社会的生产力,从而最终根绝娼妓,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解决了,而上海做得最好。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收容的7500多名妓女和各种变相卖淫者,除极少数屡教不改分子以外,全部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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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娼妓改造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当年我是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和市公安局李士英局长,杨帆副局长直接主持下参加这项工作的,从妓女浸入教养所后治愈性病到从事改造教养,主要由我负责。早在上海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机构已在江苏丹阳组成。我是上海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我们政务接管委员会的牌子就挂在民政局。我们在接管中碰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遇到了三个问题:其一是对以杜月笙、黄金荣为头子的青洪帮两大流氓集团;其二是对在他们羽翼下的各种社会腐败组织;其三是构成冒险家乐园的各种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包括娼妓、职业乞丐、舞女、偷盗扒手等等、这些都是有领导、有训练,有固定活动场所的集团性的社会势力。对每个组织每种势力的首脑人物(包括去了香港等地和留在上海的)都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对策,对他们中的全体分子都要指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分期分批地、全面彻底地进行社会改造。而三大问题种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娼妓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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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的存在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尽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条文规定过娼妓之存在为社会之必须,尽管从封建的开明君主到资产阶级的不少政治家都相继提出过禁娼,可是没有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娼妓改造之所以特别困难、特别复杂,那是因为:一方面,娼妓是压在社会最底层苦难最深的阶层,在旧中国,她们不进要像所有妇女那样受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捆绑,而且要忍受作为一个人最不堪承受的凌辱和摧残。另一方面,妓女身上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最恶劣的种种习性,妓院是恶势力泛滥的场所。在妓女身上,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是的,妓女是游民,我们中国共产党根据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酒吧妓女的阶级成分定为游民,她们不是工人农民那样的劳动者,而是依附旧社会黑势力生存的寄生虫,但这不是她们自身的罪过,是万恶的旧社会强加给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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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妓女的这种双重身份,使我们确定了改造娼妓的政策基点,在指导思想上明确妓女是需要极大同情的对象,在改造方法上却要借助强制执行的某些特殊手段。我们不是用慈善家的善心来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肮脏问题,而是用强制改造的手段,达到既彻底清除一切污泥浊水,又能最终解放一切改造对象(包括妓女在内)的目的。我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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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上海这样娼妓为害甚烈的大都市,不是一解放就里脊取缔,相反害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直至1951年11月25日,在上海解放两年半以后,才明文下令禁娼呢?还在丹阳训练接管上海的干部时,就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对如此丑恶的社会现象,一天也不能容忍,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我当时找了党内党外的许多同志(包括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情报系统的工作同志,以及对妓院情况及其背景较熟悉的同志),开了多次的座谈会。绝大部分同志主张不能马上取缔,因为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万恶渊薮,百废待兴,如果我们一解放就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医治性病,更没有专项的经费为她们安置就业,其结果只能把她们从妓院推到社会上去,使她们流离失所,暗中卖淫,这就会造成比公开挂牌更惨的悲剧。我们既然收容了妓女,就要对她们的出路和新生负全部的责任,而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悲剧。陈毅同志综合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说:“刚进去(指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吃几天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将来在中国的语词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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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丹阳秘密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告诉他们,熟悉妓院情况同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全部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不久的将来作为收容改造的骨干力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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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半的准备工作,这一天。共产党的认真负责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治疗妓女的性病急需盘尼西林,当时我们既不会生产,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也无法进口。我们手中只剩下了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缴获的,从美国进口的数量不多的盘尼西林,那是留给负重伤的志愿军战士用的。为了给妓女治病,陈毅同志亲笔手令各个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这些盘尼西林药物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当时少数妓女听信谣言,坚决拒绝打针,医务人员硬是给她们注射。后来,妓女要安置就业了,一个方案是,少花点钱,就地安置在上海工商企业中,但考虑到不脱离上海这个环境,不少人还难以彻底改造。于是,下决心用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留下来的一批救济物资,相继开辟了苏北、皖南、新疆、甘肃、宁夏等安置基地,办工厂,建农场,帮助她们成家立业。对改造妓女,我们自始至终坚持三条:一是治愈性病,二是安置就业,三是解决婚姻。正是靠了这三条,世界娼妓最为严重的上海娼妓终于绝迹,全世界都为之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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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今天已经成为过去了。本书作者搜集了很多材料,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包括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通俗的笔调,再现了当年的历史。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对认识我们的社会和社会变革很有价值,而且对研究全世界都未能解决的这个社会问题提供了有意的启示。读了这段历史,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妇女,理应感到自豪。当然,这本书还没有来得及对解决娼妓问题作理论上的探讨,这个问题确实大可研究,我期待着更有深度,更有见解的学术专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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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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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节选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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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八大都市中,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以中国的两大城市为高,其中尤以上海为最高。甘博尔调查时,北平的公娼人数是3135人,城市总人口为811556人,对上海他没有提供绝对数字,根据他调查的比率推算,当时上海人口约为250万-260万人,那么公开挂牌营业的公娼就有近2万人。这个调查虽然未必精确,但毕竟反映了上海娼妓之多,加上私娼,数字就更惊人。鲍租宝在1935年出版的《娼妓问题》一书中提到,据他当时的调查,上海的公娼和私娼相加约在6万至10万人之间(因私娼流动性大,且很难确切统计,故上下幅度较大),当时上海全市人口约在360万人,其中女性约1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20名左右的上海女子中,就有一个是娼妓。而如果剔除十几岁以下的幼女喝五十多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娼妓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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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娼妓之所以在世界都市中比例这么高,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侵略下上海半殖民地都市经济的畸形发展。鸦片战争后,上海首批开埠,各国帝国主义竞相来到上海抢占租界,数年之间,高楼林立,人口骤增,随着都市的日益繁华,为‘冒险家’‘淘金者’服务的淫乐视野,也就急性膨胀。周围农村的迅速破产,促使贫苦女孩纷纷逃来上海谋生,很多人不得不陷入火坑。这个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社会经济的凋零和道德的沦丧,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所蒙受的巨大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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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开的娼妓,始于清朝道光年间,盛于同治光绪两朝。国民党反动派‘保护’并发展了娼妓制度,而日寇侵占上海后,娼妓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48年元月出版的《上海市大观》上有这样一段记述:‘……沪滨风月,天下艳称,青楼妙姬,韶颜稚齿,烟视而媚行者,不可计数……海上自逊清同光而后,女闾之胜,殆甲江南,大道青楼,珠帘琐院,清歌一曲,粉头十千,养成一时佚荡之风,酿为今日奢靡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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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的反动统治者之所以保护并支持娼妓制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腐蚀人民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从妓院获得大笔收益,所为‘花捐’‘花税’是历代统治者的主要税源之一……妓院就这样成为反动统治阶级榨取妇女血泪的‘一本万利’的‘合法’事业。日寇侵入‘租界’后,据侵略者当局1942年《年报》所载,该年上海妓院(公娼)数目增至3900余家。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无耻地满足美国主子和战争暴发户的兽欲,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对娼妓加强管理,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冠冕堂皇地提出了一个‘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化整为零’的娼妓管理计划,要把私娼变为公娼,对公娼进行‘身体检查’,把变相的卖淫场所变为公开合法的妓院,把四散的卖淫活动集中为大规模的‘人肉市场’。警察局长宣铁吾在1946年3月‘临时参政会’的报告中宣布‘拟以虹口提篮桥分局辖境化为娼妓集中的所谓风华区’,还计划将其扩大。正因为如此,直到1949年1月上海临近解放时,尽管国民党达官贵人,纷纷逃离上海,和反动势力关系密切的许多上等妓院大批解散,当时登记的妓院还有八百多家,妓女四千多人。实际上,据租界巡捕房的不完全统